刘永春：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山东省第二批签约文学评论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级项目一项，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获得科研与创作奖项三项。
七〇后作家城市书写的建构模式
及其审美意义
文/刘永春
与仍然活跃在创作现场的五〇后、六〇后作家不同，七〇后作家经历的从乡土书写向城市书写的转型过程更为完整和典型；与八〇后、九〇后作家相比，他们的城市书写又带有明显的怀旧特征。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一代作家身上留下的历史痕迹最为浓重，这导致七〇后作家的创作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总体特征。从创作题域来看，七〇后作家拥有完整的从乡村到小城镇再到大城市的对象范围，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往往穿梭来往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在不同的精神结构中反向塑造着自身的精神世界；从创作手法来看，七〇后作家努力让自己笔下的生活现场具有精神痛感和深度模式，以此反向思考他们人生的所来之处、现实生活的立足之处，更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这一代人的未来走向；从价值取向来看，七〇后作家往往借助社会边缘人的角色视角来审视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种种生活窘态与精神异化，并以此反观自身的生存处境。
七〇后作家大多已经完成了向城市书写的战略性迁移，乡村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已经成为一个他者镜像，而城市则慢慢地成为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得以（反）诗性展开的核心场域。这种情况在弋舟、张忌、路内、乔叶、鲁敏、房伟、徐则臣等作家那里尤为突出。除了主题领域向城市转换以外，城市的空间结构、欲望形态以及由两者混合而成的城市生活肌理也越来越得以清晰呈现。抑或，城市的内在结构与功能分布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作家进行叙事建构的突进方向，成为人物形象赖以存活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乡土生活与乡村记忆慢慢蜕变成为人物标识自我身份的重要凭证，而不再是使他们产生过量自卑的源头。与乡村的不断纠缠、对城市的不断深入，共同形成了七〇后作家复杂的文化立场、变幻的叙事形态与游移的道德立场。显然，这与前后几代作家都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在城市书写这个侧面可以得到最有效和深入的概括与解析。
一、城市底层空间的挖掘与赋义
底层叙事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也是文学创作现场中的所有代际作家都在进行的写作实践。对于七〇后作家而言，底层生活是一种来自自身经历的、天然的写作资源，更是他们的创作中具有主体意义的写作视野与叙事姿态。以底层视角打量城市生活，是这代作家确证自我的方式，也是其展开城市书写的最重要基础。徐则臣、弋舟、张忌是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三个作家。
对徐则臣而言，城市是其小说创作中具有主体意义的核心场域，“北京西郊”“中关村”“五棵松”等都是清楚的地理标识，由其负载的城市空间书写则无处不在。早期作品《我们在北京相遇》的题目已经标明了地理空间对小说叙事的建构作用。北京，在这篇小说中是无比真实的空间环境，而“相遇”则是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在此前后，徐则臣陆续有了《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小城市》《啊，北京》《王城如海》《耶路撒冷》等作品。总体上，徐则臣小说中的北京叙事可以用《王城如海》中的那个戏剧作品的名称来概括：城市启示录。北京，这一带有强烈乡土色彩的巨大能指，在徐则臣小说里获得了全新的审美属性。与老舍用祥子进城后的堕落之路反思城市的欲望化及其后果不同，徐则臣赋予了城市独立的现代品格，将其作为人性的试验场，从形而下的层面塑造新北京人的生活奋斗与精神困境，从形而上的层面刻画城市的地理空间与精神空间。最典型的就是《王城如海》中的余松坡，他联系着乡土生活法则（堂兄因为他的告密而终生潦倒），又联系着全球化的时代精神（那只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猴子是他内心世界的缩影），因而，余松坡身上杂糅了对乡土性与全球化的综合反思，这是徐则臣城市地理空间建构与城市精神结构塑形的超越性视角，也是其灌注在小说创作中的诗学野心的最佳体现。
弋舟的小说中，城市生活里充满的更多是精神撕裂。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