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走过的50年，有两个意象常在脑中闪现。一个是秋天的落叶，一个是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那片飘飞的闪亮羽毛。我的近50年的经历，值得记录的片片段段，就是这散落的秋叶和飘飞的羽毛……且捡拾几枚落叶，摄取几片羽毛的亮斑吧。文太长，分上下两篇。两篇的时间节点在年。年是我个人生涯的转折点。年前，大多时间在皖北农村和社会上碌碌虚耗。年进电视台，似乎找到了归宿，在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偶见闪亮的事情。上篇名之为《落叶篇》，下篇就是《飞羽篇》了。点豆种瓜收益少年7月，我去宿县符离公社杨楼大队张东生产队插队；年5月转移插队到宿县芦岭公社芦岭大队小马家生产队；年9月“病退”回上海。我在农村的日子，连头搭尾8年多一点。插队期间，家中长辈觉得我在农村除了“绣地球”外，还应该学一技之长，父亲常说“家有万贯金银，不如薄技在身”，学一门技艺，将来有碗饭吃，可以养家糊口，立脚谋生。学什么呢？身边“插兄插妹”榜样很多。顾尔石，学木匠，打家具，一手好活儿；张睿壮，符离公社上海知青中出了名的“书蠹头”，学问精深，尤其是英语，回沪后考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也算是学出道了；沈建华，其父沈之渝，是“文革”前上海博物馆馆长，家学渊源，独门秘笈，学考古，兼攻甲骨文。唯独我，自学英语，没有长进；钻研摄影，不了了之。曾有一段时间，拿着一架塑料制华山牌照相机，东拍西拍。在被窝里拆卸胶卷，买来显、定影液，把家中灶间变成临时暗房，冲洗扩影。但是，要以摄影作为将来谋生之道，似乎有些离谱。年春节回沪探亲时，我在亲戚引荐下，开始去到石门一路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学针灸；还一度跟张镜人医生学过中医。针灸和中医学了有大半年，后考虑到眼耳鼻咽科是小科，相对不复杂，容易学，也相对安全些，不致危及病家的性命。于是经姑父陈贯一（他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中医眼科医生）介绍，到闸北区眼病防治所，拜胡诞宁医生为师，改学眼科；其间，还有半年时间时断时续地跟上海市眼病防治所所长钟润先医生，到中小学做青少年近视眼预防工作，跟踪、记录、调查备案，做了许多案头资料。我的眼耳鼻咽喉科（其间还曾参加过一个皮肤科的短期学习班）的学习，断断续续加起来有一年半时间，一直到年年末。先后在闸北区医院实习门诊，专门学习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小学生“真性”与“假性”近视眼预防和临床治疗的系统课程，半天上课，半天门诊。也曾在北京西路中华医学会听过系列医学讲座。我曾自费购来眼底镜，也曾大背汤头歌、穴位图。在自己身上试针，什么合谷、足三里、三阴交等，都先在自己身上找穴位，一针针扎下去，体验酸麻胀痛的感觉，再用到病人身上。承蒙胡、钟等医生手把手带教，学医一年半后，有眼科的处方权了。一些常见眼病的治疗，对我来说，已是驾轻就熟。当时，结合学英语，我处方如能用西文写，就决不用汉字。开起方子来，也是“中西结合”，龙飞凤舞，很是迷惑病家，同时也迷惑了自己，颇为得意。现在想想，这点浅薄医术，“皮毛”而已。然而，“皮毛”还管用。我把在上海学到的一鳞半爪医学知识，拿到农村，为乡民们服务，倒是派上了用场。每年去宿县，都随带一大包金针、棉花、酒精、常用药、消毒铝盒什么的，为老乡针灸治疗。我曾经“瞎猫碰到死鼠”，经过连续两个月的扎针，居然治好了村里某老妇多年不愈的偏瘫。她得以下田劳作，我也得以在她家蹭饭，一度不用自己开伙。那时，看到皖北地区医疗条件落后，农民求医诊病之不易，我颇有雄心想把学到的医学知识用于实践，大干一番。记得曾与公社卫生院的一个姓鲍的医生（上海人，刚大学毕业来此工作）认真地商讨了一个下午，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内障的问题。由此产生个念头，打算在卫生院开一个“针拨白内障”专科门诊。年春节回沪探亲时，把此想法说与钟医生，他甚感兴趣，说必要的话市眼防所可以通过某些渠道，向宿县方面提供设备；甚至办个培训班，也不是不可考虑的。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遗憾。转移插队到小马家后，我见村里小孩因为不注意用眼卫生，患沙眼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每年去宿，都会带10瓶专治滤泡性沙眼的斑马眼药水。这点药自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但是，看到有小孩因为用了我的药，沙眼症状有所减轻，还是觉得很欣慰。由于我接触到的医生，大都是医界卓有成就的专家型、学者型的领军人物。全国各地的疑难病症，有机会遇到，让我开了眼界，见闻显比一般医生要广。我接触或了解的某些医学新理论、新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的国内（甚至国际）眼科界，都是属于学科领先、处在前沿的知识，譬如，“激素性青光眼”、“微循环性视网膜剥离”等疾患的发现和治疗。没想到的是，我之学医，医术上无甚进步，但却获得了额外的回报。年开始，全国各地知青借国家“病退”政策，纷纷回城。我在乡下，参军无门、招工无期、上大学被拒，最终，不得已为之，也跻身“病退”大潮。我申请“病退”，完全依靠自己的学医经验，“自创”了一个病因不明、只能凭病家主诉症状、医生无从判断、当然也无法治愈的眼病——球后视神经炎。医院的眼科大夫，医院开出的诊断书和病历证明，办妥“病退”手续，顺利把户口迁回上海。一块土地，你点豆，它就长豆；你种瓜，它就结瓜。你在土地上付出多少劳动，土地就给你多少收获。我年轻的时候，在医学这块土地上，付出的劳动不算多。尽管什么实习鉴定、结业证书拿了一堆，但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后来工作领域更与医学关系不大，迄今为止，基本颗粒无收，只能空留记忆，像我自学英语失败一样。“草根”英语终放弃我与英语“纠缠”了半辈子，“斗争”了半辈子，现在是“投降缴械”，彻底放弃了，想想实在沮丧。我自学英语年头不可谓不长，光在农村8年，就自学了8年的英语。但是，可以说，这是失败的8年。我学英语，启蒙教材先是《ESSENTIALENGLISH》（共四册，趣味性超强的英国原版教材），后是六册的《DISCOVERINGENGLISH》。那时候还没到全民学外语的时期，《英语句》、《FOLLOWME》等还未引进，我有这些教材已是很不错的了。程度次第上升，学习热情也高涨起来，开始到处寻觅辅助读物。这方面叔公对我帮助很大。记得他曾送我一套介绍各国地理风貌、衣食住行的英语读物，是给初学英语的外国年轻人阅读的。一个国家一册，有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等国家的，装帧精美，插图有趣，硬壳的封面，既学英语，又增加国际知识。大约年或者年，我的英语词汇量多起来后，回沪探亲时，就时常到四川北路桥堍的报刊门市部，买来英文版的平壤时报、朝鲜画报、越南画报、阿尔巴尼亚画报、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的机关报《先锋报》等，大段大段地读，如饥似渴地读，囫囵吞枣地读。此时父亲见我英语有进步，也很高兴，为我订了《北京周报》，隔几月集中一批寄到乡下来。我还从叔公家分几次搬来一大摞《中国建设》，约摸六七十本。这刊物名义上是中国福利会和宋庆龄基金会办的，还有《中国文学》。还去外文书店买些毛泽东、鲁迅等人著作的英文版书籍。这些书刊，政治色彩虽然浓厚，于我却是文化沙漠里残留的几处泉眼，解学英语之渴，已然十分满足。开初学英语，采用笨办法，背单词，一天10个、20个地背、积累、温习，再背、再积累、再温习，如此周而复始。好像有点成效。记得看过一部新闻电影，是世乒赛的入场式，引导员举着各国国名的牌子，是英文的，我逐个认出，连一些非洲、南美洲的小国家也准确无误，无一遗漏，甚有满足感。我学英语，受条件限制，只有薄冰的《简明英语语法》和葛传椝的《英语惯用语手册》。手头词典，更可怜了，只有一本《袖珍英汉小词典》，售价7角，是在符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的，我视若至宝，翻得卷角散页，还在翻。（未完，待续）沧桑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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